2018年，是高職創新發展行動的收官之年。

3年前，為貫徹2014年中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精神、落實中國人大常委會職業教育法執法檢查有關要求，教育部特頒發《高等職業教育創新發展行動計劃（2015-2018年）》（以下簡稱《行動計劃》），《行動計劃》把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梳理出65個任務22個工程，同時進行細化分工，建立年度績效評價制度，定期發布報告，推進各地的落實。

“《行動計劃》創新了教育部計劃管理，省級政府統籌保障，院校自主實施的新型管理模式。從國家、省級、學校3個層面形成協同推進，形成高等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良優局面。”5月31日～6月2日，中國高職高專校長聯席會議在深圳信息職業技術學院召開“高職創新發展行動計劃實施工作暨骨幹專業（群）創造研討會”，中國高職高專聯席會議副秘書長童衛軍就3年來各地《行動計劃》執行績效情況作了大會報告。

而就在此次會議前的5月7日，教育部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司副司長謝俐以個人名義向各地教育廳分管高職教育的副廳長致信。信中指出：《行動計劃》繪制了高職教育創新發展的路線圖，開啟了職業教育“以任務帶投入”的新嘗試，它不僅強調了院校的創新發展，更強調了地方統籌和創新推動。

信中明確點出各省教育廳在落實《行動計劃》中的工作情況：您省截至2018年3月15日，實際啟動《行動計劃》任務多少項，啟動率是多少；實際啟動《行動計劃》工程多少個，啟動率是多少；啟動工程實際布點多少個，布點率是多少；2017年省級財政投入經費多少億元；已經（尚未）確定了多少所優質專科高等職業院校和多少個骨幹專業創造名單。

“懇求您百忙之中，及時督促落實優本省《行動計劃》的收尾工作。”謝俐指出，職業教育已經步入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沖刺階段，需要國家與地方教育行政部門協力共舞，壹起揮槳劃船，推動職業教育之舟破浪前行。“誰都不是站在岸上指導的指揮員”。

“壹般來說，副廳長會把此信批給分管高職教育的處室。也有廳老總回信表示，正視問題、奮力追趕。”教育部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司高職發展處處長林宇向記者表示，據她的了解，各省教育廳分管高職教育的處長“壓力是巨大的”，會在這半年的工作中努力尋找和補齊差距。

林宇透露，6月教育部會針對《行動計劃》再開壹次推進會，使今年的收官工作達到更高的質量和水平。同時，針對《行動計劃》所涉及的工程和任務，制定驗收標準，明年將對成果進行最終驗收。

高職創新行動中國開花

“湖南省承接了《行動計劃》任務47項，工程15個，同步實施了省級計劃79個任務和工程，任務和工程的啟動率均達到了100%。”湖南省教育廳副廳長應若平在會上介紹，在全面落實創新發展《行動計劃》過程中，湖南省始終堅持以專業群創造為基礎，不斷深化產教融合校企共贏，促進了湖南高等職業教育的高質量發展。

同時，應若平介紹，在調整專業布局過程中，要求每所高職院校構建5個左右的專業群，使專業設置聚焦於各自的服務領域，特別是與新興產業、特色產業進行深度對接。

“這個工作非常不容易，調整專業就意味著重新洗牌，壹些老師就可能會失去以往的專業資源。”應若平說，經過幾年推動後，這項工作得到了普遍認可。這幾年，湖南省共淘汰落後專業54個，新增專業30個，構建專業群292個，專業布局與湖南新興產業對接度大幅提高，涵蓋了湖南20個新興產業鏈相關的專業。目前，湖南省高職院校共有校級以上的重點創造專業群203個，覆蓋的學生占在校學生總數的比例為87.3%。

廣東省教育廳副廳長邢鋒介紹，2016～2017年，廣東省承接《行動計劃》53項任務和14個工程，任務和工程啟動率100%，省財政投入5.89億元；承接工程布點數量810個，2017年工程實際布點數量1790個，工程布點率221%。

在推進《行動計劃》的過程中，廣東省對高等職業教育進行“放管服”改革。據邢鋒介紹：壹是下放高職專業設置權，除國家控制布點專業外，高職院校可自主設置招生專業，省教育廳僅開展事後審查；二是下放教師職稱評審權，學校可自主制定本校各個系列職稱評審的操作方案、評審辦法和評價標準，並組織實施；三是下放科研經費使用管理權。

“總體原則是有利於激發學校的辦學活力，有利於發揮院校老總的主觀能動性、積極性的權力要放；關系到學校辦學底線的事情，必須要管。”邢峰說。

據浙江省教育廳高教處副處長祝鴻平介紹，浙江省教育廳承接《行動計劃》的任務45項，工程13個，任務啟動率100%，工程啟動率100%。同時，不斷有新工程加入進來，工程布點率有很大的提高。

浙江壹樣在實施簡政放權，也完全把專業技術職稱評審權、學科專業設置權和工程認定權全部下放。同時，認真推進高校章程創造，2016年，浙江省所有公辦高職院校都通過章程創造，並以法定程序公布。

“校長每年壹次，面對所有教育系統的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督導員進行匯報。”祝鴻平介紹，匯報的意義在於強化學校壹把手對專業人士培養的重視，營造重視教學的良優氛圍，同時浙江還推進教學壹級考核，將包括《行動計劃》在內的落實情況納入到壹級考核當中。

“各地教育主管部門切實履行主體責任，健全機制，以優質校、骨幹校等重點工程引領，推進工程落實落地。”童衛軍總結說，到2017年年底，《行動計劃》的所有任務和啟動率達到93%，工程啟動率88%。21個省的任務啟動率達到100%，其中河南和新疆兩個省份任務啟動率小於80%，北京尚未填報數據。24個省工程啟動率達到100%，寧夏、海南、黑龍江3個省份的工程啟動率低於70%，北京未填報數據，西藏的工程啟動率是零。

高職院校“獲得感”增強

“近兩年來，在國家層面上，密集出臺了壹系列相關文件，為高等職業教育的創新發展營造了良優的政策環境。”童衛軍介紹，這幾年推出的政策文件包括《深化產教融合的若幹建議》《制造業專業人士發展計劃指南》《推進共建“壹帶壹路”教育行動計劃》，以及《職業學校教師公司實踐規定》和《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等。

童衛軍介紹，各地出臺統籌區域高職教育發展的文件有82個，推動高職院校創新發展的文件有117個，促進高職院校提高質量的文件有156個，“保障了《行動計劃》的進壹步落實”。

在投入方面，中國各省份教育廳預估投入205.9億元，2016年已經投入45.2億元，2017年投入80.56億元，合計是125.76億元，省級財政資金的經費執行率達到61.08%，安徽、廣西、廣東排在前三位。

在高職院校層面，在體制機制創新、特色專業群創造、“雙師型”師資隊伍創造、技術積累、國際交流與共贏、產業服務業務等6個方面都取得了顯著的成績，“院校的獲得感非常強。”童衛軍說。

《行動計劃》中提出要創造200所優質高等職業院校，為高職戰線樹立了改革發展的新標桿。“從原來的示範校、骨幹校、優質校到最終即將啟動的中國特色高水平高職院校創造，體現了國家對高等職業教育的頂層設計，引領了高職教育的創新發展。”童衛軍介紹，截至2017年，有26個省份立項創造了403所優質校。80%的優質校是原來的國家示範（骨幹）校和省級示範（骨幹）校，體現了壹貫扶優扶強的優勢。其中有19.85%的院校是非示範（骨幹）校，也不是省示範（骨幹）校，這說明示範和骨幹學校不是衡量學校優劣的永久標簽。

“優質校工程的實施推動了高職院校重新洗牌，傳遞了高職院校不進則退的壓力，整體調動了高職院校力爭上遊的發展格局。”童衛軍說。

同時，所有的骨幹專業也積極開展校企深度共贏，開展現代學徒制培養，有6900多家公司參與，共有5643個訂單班，2017年的數據顯示，平均每個骨幹專業有1.44個訂單班。

“無論是骨幹專業創造還是優質校創造，都是圍繞著壹條主線，就是產教融合，校企共贏。這壹直是高等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主線。”童衛軍介紹，從《行動計劃》的65個任務22個工程的分析看，也始終圍繞著“產教融合、校企共贏”這條主線。

成績顯著，問題也存在。在童衛軍的《行動計劃》績效報告中顯示，還有部分省份的任務和工程尚未啟動和實施，啟動的省份沒有把具體的工程和內容定點到具體哪壹所學校，部分省的優質校和骨幹專業創造名單尚未確定。“這勢必對今後的省級驗收和國家驗收造成壹定的影響”。

“現在，偶們迎來了世界新壹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同偶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歷史性交匯期。偶國經濟已由高速度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創新驅動發展，創新決勝未來，這必將推動高職的創新發展。”深圳信息職業技術學院黨委書記劉錦認為，學院處在改革開放前沿陣地的深圳，深切地感受到，高職教育必將為經濟高質量發展賦予新動能，推動高職院校提質升級是時代賦予高職院校的神聖使命和光榮責任，當然也壓力巨大。

“未來高職院校應以產教融合、校企共贏為主線，走開門辦學之路，推動以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為核心的內涵式發展。”劉錦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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